“1943年10月20日凌晨两点半，大赵村的灯突然全灭——副司令还在屋里！”值夜警卫压低嗓子嘟囔完这句话同花易配，紧接着便响起短促而凌厉的枪声。
枪声只持续了十几秒，随后院子里一片死寂。不到半小时，一封加急电报从冀鲁边区发往延安；又过两小时，毛主席批示回电：“凶手无论何人，立即缉拿，执以军法。”此后几个月，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追捕悄然展开。
事情要从两年前说起。1941年春，中央将久经长征、作战稳健的黄骅调到冀鲁边军区担任副司令，目的很直接：给当时的司令刑仁甫加上一把“缰绳”。冀鲁边区地形复杂，敌特活动频密，只有把军事与政治双修的干部才能稳住局面。黄骅符合作战指挥与群众工作两重标准，因此获此任命。刑仁甫听到消息当场黑了脸，却无可奈何。
进入1942年，冀鲁边的敌后斗争愈发艰险，游击区时常陷入拉锯。黄骅带领地方武装多次偷袭日伪据点，摧毁公路桥梁三十余处，他在野战医院巡视时常说一句话：“抗战输不起，一天都浪费不了。”然而与此同时，刑仁甫却频频缺席前线会议，把大量时间花在“整顿”机关和拉拢私人队伍上。冀鲁边区机关一度出现“司令不进地堡，副司令不离前沿”的尴尬对比。
这一张一弛，很快引起组织警觉。1943年初，中央决定让刑仁甫到延安党校深造，名义上提升理论水平，实则给他降温。命令下达到军区时，刑仁甫脸色铁青同花易配，他对身边人甩下一句话：“总有人巴望我走。”出发日期一拖再拖，直到秋天才勉强动身。离开前，他暗地里将新成立的手枪队交给亲信冯冠奎，并交代“加强警卫”，其他人并未多想。
10月20日凌晨的那场会议，本只是部署冬季反“扫荡”斗争。黄骅胃病发作，还没来得及吃口早饭，就让警卫把资料拿进会场。当屋里开始讨论交通线埋伏方案时，冯冠奎闯了进来。他大步跨进门口，拔枪便射，极其冷静；黄骅肩胛中弹后仍试图伏在地图上保护作战计划。两名警卫反击未果，当场牺牲。冯冠奎在混乱中砸碎油灯，借着浓烟翻窗逃走，随后消失在村外苇塘里。
案情传到延安，毛主席的回批给调查组定下了唯一尺度：“凶手与幕后主使，一个也不能放过。”问题随之摆在追捕人员面前：冯冠奎不过是手枪队长，枪法出众却难以独自策划；而真正的幕后策划者刑仁甫，职务高、警惕强，更与多方势力盘根错节，贸然行动恐生变故。
调查首先锁定冯冠奎的逃跑路线。根据村民零碎口供，他在事发后两日曾化装成行商，翻过马颊河向南潜行。专案组沿河道筛查十三座小镇，最终在德州郊外的废窑窟找到遗留的制式弹壳——这是部队内才配发的新批次弹药。痕迹物证确定冯冠奎向南逃，下一步便是堵截铁路。1944年1月，津浦线张庄站，侦察员扮作修路工将冯冠奎一举擒获。
抓到“枪”只是第一步，“指挥枪”的人更难对付。审讯时，冯冠奎只说八个字：“军令如山同花易配，违者军法。”抗拒供述显而易见是串通预案。专案组转换思路，不急于逼供，而是调阅冀鲁边区过去一年电台流量。通过比对密写电文，他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：刑仁甫赴延安途中，曾三次经由公开电台与一支代号为“子午线”的小组联络，而“子午线”正是手枪队内部暗号。证据链至此勾勒成型。
再抓刑仁甫，难度却大了好几个档次。此人离开延安途中借口生病，在太行山一带拖延，随后干脆脱离队伍，潜往青岛投靠国民党。“官职太高没人敢动”只是表面说法，实质是国共合作的暧昧期给了他可乘之机。中央最终下定决心：情报人员携带通行密令，与山东地下党协同，将其行踪密报。1945年2月，一队便衣在青岛海关附近将刑仁甫秘密拘押。
审讯持续了整整四个月。刑仁甫承认授意冯冠奎杀害黄骅，却辩称“系军中恩怨”，试图撇清政治意图。专案组翻出会计档案，发现黄骅到任后推行精简方案，砍掉了司令部小金库七成开支，直接触动刑仁甫的既得利益。至此，动机、手段、结果环环相扣。
1945年6月中旬，延安枣园召开中央军委特别军事法庭。依照战时纪律，阴谋杀害高级指挥员、破坏抗战大局，唯一量刑即是死刑。毛主席在判决书上批示：“依律枪决，毋庸再议。”刑仁甫被押赴刑场时神情麻木，只留下一句自嘲：“从前走错一步，如今寸步难行。”冯冠奎同案处决。
黄骅遇害的消息正式公布，是在抗战胜利前夕。冀鲁边群众自发搭起青砖衣冠冢，仅刻八字：“黄骅烈士，浩气长存。”在军事档案中，黄骅留下的最后一页仍是那份被血迹浸透的作战地图，边角写着简单三行批注：炸桥、断电、截粮。没人知道他是否预感到危险，但那份沉甸甸的责任心，让他在枪口下都没放开手里的图纸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黄骅去世后，冀鲁边区的干部管理条例更趋严格，凡调离主官必须当面移交、财务全程公示。抗战中期，这套制度强调“透明指挥”，尽最大努力避免个人恩怨渗进军令。老战士后来回忆：“黄副司令用命换来一条规矩，冀鲁边区再没出过类似内讧。”
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中央批准将沧州黄骅港以他的名字命名。港口开埠那天，不少当年跟他打过游击的老兵站在码头，看着崭新的吊臂将第一箱货物稳稳落地。有人轻声念道：“副司令，这回没有人能打断咱们的建设会了。”
黄骅短暂的一生定格在32岁，留下未竟事业；刑仁甫从热血青年到私欲蒙心，用手里权力亲手锯断自己的前途。两条截然相反的人生轨迹，就在1943年的枪声里交汇并迅速分离，后果昭示得再清楚不过：权位与私利一旦凌驾原则，一切荣誉都可能瞬间崩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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